近期，随着不少企业陆续更新财务报表，海内外各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金融风险的关注也有所升温。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集中在哪？情况如何？怎样看待？针对这些问题，本报从今天起陆续推出《金融风险怎么看》系列报道，从债务压力、人民币汇率、资本市场等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有42个分论坛议题，其中超过10个与金融风险有关。专家指出，借贷作为金融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其在衡量金融风险时权重较大。当前，中国政府、企业、居民等部门债务水平与资产规模比例较为理想，与债务危机保持了很大距离。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以往高速增长时期没有表现的很多债务问题亦开始显现。因此，社会各界今后在“去杠杆”及防控债务风险方面还需心存忧患意识，着眼优化结构，坚持久久为功。
资产庞大用债合理
金融风险高与低，债务水平占大头。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宽口径计算的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9.4万亿元，主权负债126.2万亿元，资产净值103.2万亿元。同时，中国的储蓄率仍然高达47%，整个债务中外币计价的则只占3%。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中国政府部门的负债率水平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同时这些债务主要是用于投资，而非消费。“无论宽口径还是窄口径，目前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都为正。这些资产主要由外汇储备、黄金等贵金属储备以及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资产等高流动性资产构成。因此，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李扬判断。
在民间负债方面，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等单位不久前发布的《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7)》显示，实体企业的经营状况在2016年下半年明显好于上半年，如果这一态势得以持续，那么2017年银行整体的经营环境就会有所改善。从长远看，不良贷款率继续上升的压力会明显减小。
“从外部看，中国具有很强的对外偿债能力，国家信用坚实；从内部看，中国虽然企业部门负债率较高，风险因素相对集中，但目前也不存在引发系统性、大规模违约的可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金煜对本报记者说。
局部风险值得警惕
在金煜看来，虽然总体而言中国距离债务危机还有很大距离，但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债务领域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浮出水面，伴随新业态而产生的风险点有所增多，却仍然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例如，中国很多中小企业过去发展迅速但在举债方面不够规范，这在当时经济增速较高的背景下并未暴露出太多问题。不过，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这就让中小企业偿债能力相对较弱的问题更多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P2P’等新举债形式也增大了监管部门防控风险的难度。”金煜说。
在经济转型时期投资收益率阶段性回落的背景下，信贷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亦不容忽视。业内人士指出，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正从传统贷款的信用风险更多转变为金融市场风险。这时，相关金融市场的波动，不仅可能更多地引发债券市场“共振”，而且可能影响债务自身安全性。
此外，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的信贷资金配置结构也影响着债务风险的走向。尼古拉斯·拉迪说，如果向经济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投放更多资金，则可抵消经济放缓趋势，甚至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
“去杠杆”需下“慢功夫”
那么，中国应如何与债务危机继续保持“安全距离”呢？专家普遍认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同时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下好“慢功夫”。
在李扬看来，这一过程必须把握五个要点：一是全面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保持需求的一定规模，维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三是重点降低企业部门杠杆率，使国企改革迈出新步伐。四是控制居民住房信贷，保持居民部门杠杆率稳定。五是加强货币信贷控制，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降低融资成本。
“一方面，债务风险在转型时期更容易暴露；另一方面，转型时期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抑制都会不同程度存在。因此，我们要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为化解风险营造良好环境。”金煜说，转型时期政府应进一步鼓励资金流向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等有效投资领域，而在政策制定上则要注重形成长效机制，更好地稳定预期。
日前，财政部公开通报了部分地区金融机构违法违规提供融资的案例，同时加强与银监会沟通并提出处理建议，无疑是相关部门将去杠杆、防风险做细做实的一个最新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