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探讨与反抗早就开始了：电影中的性犯罪
◎像玉的石头
7月底，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8月中，警方通报阿里巴巴集团内部职员及合作方男性涉嫌对女性员工实施猥亵一案的调查情况。性犯罪总是能挑起人们敏感的神经，近期的这两桩事件尤是如此：前者因施害者的明星身份加剧了大众的愤怒，后者则因涉及职场性骚扰、酒局文化等日常遭遇而使普通人也有切肤之痛。
在当下，谈论强奸的舆论环境正发生着改变，整体上对受害者更加友好。这并不是说“要求完美受害者”“受害者有罪论”“荡妇羞辱”等现象已经不复存在，而是指越来越多的人对上述现象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保持了足够的警惕。这种变化来之不易，无数女性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此或许可以通过几部影片追忆几代女性的勇气，也可以简单回溯一下大众文化对强奸的言说是如何展开、如何变化的。
关于人的“迷思”：荡妇和强奸犯
什么样的女性会被强奸/骚扰/侵犯？这是在谈论性犯罪时最早被提出的问题之一。通过回答来反思并解构这一问题本身，会发现近30年来呈现出越发显豁的倾向。
1989年，朱迪·福斯特凭借在《暴劫梨花》（The Accused）中的表演获得第6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影片讲述了一桩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女孩莎拉在酒吧游戏室被强奸，在一旁围观的男性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喝彩叫好，甚至鼓励怂恿，最终发展为轮奸。在莎拉的坚持和女律师凯瑟琳的不懈努力下，实施和教唆强奸的犯人们都被送进监狱。
影片中的莎拉是一位典型的“不完美受害者”——性感、漂亮、不“端庄”；强奸发生的情境亦是典型的“不完美现场”——莎拉在与男友吵架后独自来到了酒吧，衣着暴露，喝了酒，吸了大麻，与陌生男性调情。因此莎拉在法庭内外都毫不意外地受到了对其个性气质和言行举止的严格审查。但影片借莎拉之口提出了最直接的质问：“你是想说，我是一个荡妇，这都是我自找的，对吗？”
在2005年的影片《决不让步》（North Country）里，矿业公司里的每一个女矿工都会在工作中遭遇男同事的性骚扰，年轻美丽的女主人公乔西自然如此，而那些胸部平坦的、身材肥胖的、瘦弱干瘪的女性员工亦无一幸免。而韩国影片《老妇人》（2019）则讲述了69岁的老年女性孝贞在医院被29岁的男护士强奸的故事……
上野千鹤子在其著作《厌女》中曾经谈道，一名性骚扰惯犯承认自己只要看见迷你裙就会“发情”，哪怕穿迷你裙的是个男人。正如书中所说，迷你裙是所谓“女性气质”的象征符号，而在一桩性犯罪中，“女性”本身也是一个符号。施害者通过伤害一个具体的女性，满足其对于作为集体概念的女性的欲望；反过来说，只要是女性或者说具有“女性气质”的，便身处被侵犯的威胁之中。
而什么样的男性会成为强奸犯？这是另一个在谈论性犯罪时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曾经人们会为强奸犯“画像”（profile），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受害女性最终所要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强奸犯，而是作为共同体的男性。正如从《暴劫梨花》到《决不让步》的原文片名所表达的：从一小撮被告（the accused）到整个生活空间（north country）。
《暴劫梨花》中的轮奸、围观、鼓励是对男性共同体简单、极端，同时也是缺少普遍性地呈现；《决不让步》则通过讲述更为日常的性骚扰场景再现了这种真相。20世纪80年代，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对女性开放。单亲妈妈乔西回到老家，因维持生计的需要，不顾父亲的反对进入矿业公司工作。乔西获得了经济独立，同时也和身边所有女同事一样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性骚扰、性侮辱之中。乔西决定反抗，然而她向公司经理反映情况，却遭遇解雇威胁，她在工人会议上发言也遭遇到拒绝和更多羞辱，最后她选择了将公司告上法庭。
30年后，中国阿里巴巴女员工的遭遇竟然会与乔西如出一辙。并不是公司里的每位男性员工都骚扰过她们，但习以为常、沉默不语乃至文过饰非依然构成了一道几乎无法翻越的堡垒。
《决不让步》中的格洛丽更为显豁地勾勒出了这道堡垒。格洛丽有着强硬的外表和性格，更重要的是她是工会代表中唯一的女性，她可以发言、提案、决议。在男女工人比例为30：1的矿业集团中，这意味着格洛丽进入了（虽然只是暂时的）那个男性共同体。因此，“她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在影片的故事时间里，她是唯一没有受到性骚扰的女矿工。
关于事的“迷思”：为什么非要揩一下油？
在有关性犯罪的想象里，比“荡妇”和“强奸犯”更为刻板的印象，是对目的或动机的认知——性犯罪是为了获得性快感，且是围绕生殖器获得的性快感。在这样的默认前提下，日常生活中有人对性骚扰表示不理解：“也没获得什么实际好处啊，为什么非要揩一下油？”
《爆炸新闻》（2019）中，被指控性骚扰的当事人罗杰·艾尔斯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自己辩护的。
影片讲述的人和事均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展开。一开场，著名女主持人梅根·凯利与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因后者侮辱女性的言论展开了激烈交锋。紧接着，新人凯拉被送入了总裁罗杰·艾尔斯的私人办公室，罗杰要求凯拉将裙摆提至大腿根儿，以便检查她的体态。与此同时，另一位女主持人格雷琴·卡尔森在被迫离职后指控罗杰曾对其进行性骚扰。
面对指控和妻子的怀疑，罗杰自上而下打量了自己，反问到“你认为我现在还能做什么？”此时的罗杰非常肥胖且行动不便，腿部的无力状态进一步暗示了他的健康状况以及障碍。然而，镜头交代了在要求凯拉一点点拉高裙摆的过程中，罗杰呼吸逐渐急促、得到极大满足的神情。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罗杰的一种特殊性癖好，但这一段没有任何肢体接触、肢体暴力又或者是言语恐吓的画面说明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实施性骚扰的人想要获得的并不是“性”——而更多的是通过权力控制他人、给他人制造恐惧的心理快感。
“性犯罪”中的“性”曾经被解释为目的或动机，而实际上“性”在此只是一种手段，强奸亦如是。《暴劫梨花》中实施强奸的第三个男性之所以被鼓动，并不是因为他被唤起了性兴奋，而是因为围观的人质疑了他的男性气质：“上啊，难道你是男同性恋吗？”他从莎拉身上攫取的不是性快感，而是“真男人”的通行证。
“所有的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当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观点，但它所隐含的大前提却被普遍接受——性与攻击被视为雄性本能。由此发展而来的所谓“男性气质”，便包含了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与占有；进一步地，将女性视为性资源的“强奸文化”才得以形成并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有何表现？“the accused”直译应为“被告”，是从受害者视角出发的指认；而现在的译名《暴劫梨花》却是施害者、围观者的视角，是充满着情色感与窥淫癖的比喻。一部反抗“强奸文化”的影片被安上了这样一个译名。
从制度到文化：新的浪漫想象
人们自然会寄法律制度以厚望，正如《暴劫梨花》和《决不让步》的叙事重点完全围绕着司法程序展开。两部影片加上《爆炸新闻》，大体的叙事线索实际是一致的：伤害发生，受害人提出诉讼，法庭立案调查，双方寻找证据，庭上辩论，受害人得到正面的结果。受害人在影片中一方面与具体的人（被告、代理团队、听众）抗争，另一方面也与控制着大多数人的文化观念抗争。法律则被表现为一个虽然机械冷漠但仍然独立运行的抽象系统，具体的人和普遍的观念可以放进系统中称量，最终得到一个评判、一个真相。
正如现实生活中类似社会新闻下会反复出现的评论：“我选择相信法律”“真相也许会迟到但总会到来”等等。然而，法律所找到的“真相”并不是那个曾经发生的历史现场，而是由材料、证据、言语组合而成的对过去事实的模拟。《爆炸新闻》结束在格雷琴一句意味模糊的“maybe”，这当然可以视作创作者的故作深沉甚至不怀好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法律意义上的“真相”之不确定性。
法律追溯性犯罪之“真相”的关键点在于“同意”，而什么样的表达才是“同意”却是一个文化问题。横向比较各国各地区的法律，从只有激烈的肢体反抗才被视为“不同意”，到把“沉默”（如熟睡、酒后失去意识、因恐惧而僵硬）也视作抗议，司法解释体现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性别观念。“性同意”不仅仅在刑事案件中是一个问题，在亲密关系中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即使法律可以把所有的罪犯关进监狱，但法律仍然无法管理情侣之间的性行为和性关系。
或许正因如此，反性骚扰运动始终伴随着这样的疑问：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需要明确的同意，暧昧和朦胧制造的浪漫就会消失，恋爱也会随之变得刻板寡淡。
真的是这样吗？
2020年的英剧《正常人》或许可以视作对该疑问的一种回应。男女主角在艰难的彼此靠近的过程中，的确是每一步都互相征求了同意：“我可以吻你吗？”“我们可以脱衣服吗？”“可以开始了吗？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会停”等等。这种征询并不带有故意挑逗的轻浮，也并非来自“不问就会成为罪犯”的恐惧，只是诚恳、珍视与尊重，以及对共同探索新体验的期待。这是一种关于浪漫和甜蜜的全新想象。或许，我们可以期待这样的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彻底驱散“强奸文化”的巨大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