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启动，高校毕业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用人单位对接，从而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毕业生是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工作的，毕业生需要服从分配。后来，北京不断改革高校毕业生分配方式，逐渐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让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自由恋爱”，最终打破了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项建设事业急需人才。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采取计划分配的方式，国家会根据各行各业的实际需求，再结合当年毕业生人数和专业情况进行统筹分配。
本报1959年7月16日1版《国家计委订出分配高校毕业生计划》记载，当年暑期由国家计划分配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共有62233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拟制分配计划时，对中央同地方、当时同长远（指师资和科学研究的需要）、重点同一般的需要，尽可能地予以兼顾。比如，对于工科毕业生的分配，首先考虑钢铁、机器制造、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系统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以及高等工业院校和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的急需。而对于理科毕业生的分配，则首先考虑高等院校师资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急需。
在那个年代，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服从国家分配。在具体调配和派遣时，学校会动员学生自觉接受国家分配的工作，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对于确有实际困难的个别学生，学校在可能的条件下也会给予适当照顾，但是，“少数不顾国家需要、无理坚持个人要求、拒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可以获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但不能被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录用。”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些年，依然采用计划分配的方式。对于这种就业方式，很多家长给予了莫大支持。本报1981年9月28日1版《许多家长写信支持子女服从国家分配》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77年北京林学院在云南办学时招收了300多名学生，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的学生占一半以上。到毕业时，一些学生对服从国家分配思想准备不足，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留在北京等大城市，或在高校和科研部门工作，不想到生产第一线。针对这个情况，学校在暑假前分别给毕业生家长发了信，希望家长配合学校做子女的思想工作。不少家长接到信后做了子女的思想工作，并给学校回了信。一位农民家长在信中表示：“我儿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一定要服从国家的分配。”
试点定向招生和委托培养
1983年1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明确提出：从当年开始，对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积极稳步地进行改革，要求打开人才通向农村的道路、打开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直接联系的渠道。
打开人才通向农村的道路，是指农、林、医、师等院校实行部分定向招生，学生从农村招收，毕业后还要保证回农村去。打开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直接联系的渠道，是指采取委托培养的办法，也就是说，除了高等学校主管部门下达招生计划外，部门、省、市、自治区之间可以互相委托培养，用人单位（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也可以委托学校培养，双方订立合同，互守信约，违者负责赔偿损失。
据本报1983年5月2日1版《将招收市郊各县考生八百多人》报道，那一年，北京实行面向农村的定向招生，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农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都招收了一定比例的远郊县学生，其中，北京师范学院和北京农学院分别按照计划招生总数的60%和70%招收各县考生。据统计，当年北京市属高等院校共招收了市郊各县考生860多人。
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林学院等院校承担了委托培养人才的任务。北京轻工业学院与大兴县签订协议，4年内为其培养约340名左右大学本科、专科生，涉及轻工机械、轻工化工、轻工自动化和轻工企业管理4个专业，经费由大兴县负担。委托培养的学生，由大兴县推荐，他们需要参加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之后由轻工业学院择优录取。北京林学院为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培养18名本科生，涉及林业、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水土保持3个专业。同时，为市木材公司培养26名木材机械加工专业的专科生。这些本科生、专科生同样需要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学校和用人单位“供需见面”
为了做到人尽其才，1984年，北京改革高校毕业生分配办法，让学校和用人单位直接见面，双方共同研究毕业生分配计划，实现“供需见面”。
此前，高校毕业生主要是由上级派遣部门下达分配计划，学校和用人单位很少直接见面，因此，在毕业生的分配使用上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这一年，国家计委、教育部提前下达毕业生分配计划后，北京有关部门及时做出预分计划，并发给接收单位征求意见。随后，市计委、市人事局和市高教局联合召开了“供需见面”会。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和市属各区、县、局、总公司130多个单位在会上交流了情况。高校向用人单位介绍了毕业生的专业培养目标和有关情况，用人单位向学校介绍了毕业生要分配的具体单位和专业要求，双方共同研究毕业生分配计划，尽力做到毕业生学用一致，人尽其才。（1984年7月2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供需见面”》）
1985年，北京工业大学在此基础上将这项改革推向深入，率先试行“供需见面、以销定产”，提前一年预分八六届毕业生。据本报1985年4月4日1版《北工大提前一年预分毕业生》记载，当时的北京工业大学是五年制工科院校，提前一年预分配，学生可以在最后的学年里，根据自己的工作去向，有意识地选修课程、安排毕业设计；教师也可以有意识地制定教学计划，进行具体培养。实行这样的改革，避免了以往毕业生分配中的一些盲目性，使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专业对口，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供需见面”办法实施后，学校和用人单位都觉得效果很好。后来，市人事局开始组织市属各高等院校和市属各区、县、局、总公司，进行高校毕业生分配信息交流活动，为合理制定高校毕业生预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皇帝的女儿”也愁嫁
当年，社会上曾流行着一句话：“大学毕业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确实，1985年以前的大学生，一到毕业季几乎全被用人单位“抢”光。那个年代，北京市汽车工业总公司的人事干部一到“分配季节”，就早早到市人事局“坐镇”，要人不大讲条件，“拣到篮里就是菜”。可是，这种状况在1987年发生了改变。
1987年，首都高校有21217名毕业生参加分配，到9月底，被用人单位退回的毕业生有659人。这么多毕业生被退回，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市场竞争导致人才的竞争，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在大学生分配中，一个“择优汰劣”的人才市场已经出现了。用北京市汽车工业总公司工作人员的话讲：“我们可以组织在职人员进修，可以通过招聘等各种形式引进人才；我们总公司所属的企业有的搞‘两保一挂’，人员增加，工资总额不变，有的试行股份制，还有的是中外合资经营，谁都讲经济效益，不合标准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就不要了。”（1987年11月11日《北京日报》1版，《改革需求的冲击》）被退回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是由于没有学位、受过处分、多门功课不及格等原因被退回的。
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重视，新的改革方案在酝酿之中。
双向选择结束“包办婚姻”
1988年，北京各高校大都采取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分配方式，有的还直接请用人单位到学校摆摊设点，让毕业生了解社会需求信息，向社会推荐自己。
为了给大学生们提供更广阔的求职机会，1988年4月，北京首次举行高校毕业生分配咨询会，1000多家用人单位在天坛公园设下咨询台，首都50多所高校的近万名大学应届毕业生前往求职洽谈，有的当场“成交”，签订了“协议”。北京的高校毕业生分配，开始以“自由恋爱”的方式取代“包办婚姻”。
据本报1988年4月28日1版《供需见面 双向选择》报道，海淀区东升乡工业总公司所属的80多个乡镇企业，需要70多名大学毕业生。一上午，就有30多名大学生填了表，表示愿意去乡里工作。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市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桌子一摆出来，就围满了大学生。北京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个集体企业，两个小时内有100多名大学生要求进厂工作。
与毕业生零距离接触，用人单位也有了更多挑选余地。北京乡镇企业局食用菌公司急需建筑会计和经济管理人员，但对前去求职的毕业生并不满意，“来求职的人一张口就表示不下基层，言谈举止也不机敏，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公司负责人说。有学生在西城区教育局咨询台前谈了一会儿便被“劝走”了，工作人员说：“这个学生想到我们这儿搞电教工作，但又表示不愿久留。把教育当个跳板，不热爱教育工作，没有事业心的，我们不能要。”
截至1988年7月21日，北京地区75所高校当年的2万多名应届毕业生，99%顺利离开母校，到工作单位报到。这一年的应届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去向比较满意。（1988年7月22日《北京日报》1版，《首都应届大学毕业生99%已离校去报到》）
从那以后，北京不断加强大学毕业生分配改革力度，强化双向选择机制，企业用人自主权增大，学生选择面更广了。时至今日，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模式早已成为常态。
